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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2 瘟疫與精神疾病


瘟疫與精神疾病
	●成人精神科孔元廷醫師　　「他知道，老人流淚時所想的那些事情，李厄醫師也正在思考：一個無愛的世界是一個死寂的世界。終究會到一個時間點，當人厭倦監獄，厭倦工作，厭倦責任與奉獻。想要的就只是看到喜愛的人，感受到一個有愛的心所帶來的溫暖與奇蹟。」　　1913年出生於北非的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法裔作家，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在1947年的小說瘟疫（La Peste）中，寫下了這段描述。放到了2020年代的當下，似乎也與COVID-19的狀況有相可比擬之處。　　精神疾病到了近現代，在一點一點除魅的過程中，自心理與動力主導的治療與診斷中，逐漸走向了更強調生物與實證醫學的時代。在會談與心理治療的付出與收穫越來越不成正比的時候，疫情無異更是讓情形雪上加霜，讓原先就已經搖搖欲墜的人際互動變得更加艱難。在諸多的事後描述中，總有一種感性的聲音說，時間彷彿凝滯了一般。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人依舊有許多問題要面對，這些折磨與疾病如同大家所猜測的，並沒有因為疫情而改善，沒有因為醫護的隔離裝備而安心。　　如同美國精神科醫師貝蒂．普費弗姆（Betty Pfefferbaum）發表在NEJM的文章中所述，無論是社會壓力的增加，社會資源的緊縮，經濟壓力，隔離的壓力等等，或多或少都讓整個人的精神健康飽受挑戰。一些研究中也顯示，因為COVID-19住院的病人，有一定比例會在後續引發焦慮與憂鬱的相關疾病，有些人認知功能會受到影響，而在一些重症病人身上，甚至可能在其康復後造成接近於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診斷。　　相較於病人而言，另一群受到最大影響的對象，是醫護人員。無論是要與確診個案直接接觸的醫護人員，被隔離的醫護人員，或是工作上防護裝備不足的人員，相較之下也都受到較大的精神壓力。除了工作場景外，國外研究中也指出，社會對醫護人員的污名化（如同曾有護理師面臨無人願意租房給自己的狀況，或鄰居對自己的指指點點）、醫院因人力不足而過度操勞醫護人員，乃至醫院指揮方向不明，都同樣讓一線的醫護人員承擔了比起日常更加巨大的壓力。在加拿大的調查中就顯示，有將近一半的醫療人員表明自己快要撐不下去，需要心理支持。　　一些分析式的治療於此同時也受到衝擊，除了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加重，某些本來就不夠強的自我更加破碎之際，我們同時也面對制度與行為上的挑戰。例如究竟要採取線上還是實體的治療，在感受上的差異，因為環境變動甚至可能影響治療師與被治療者之間微妙動力的舉措，都讓人傷透了腦筋。　　　對於小孩而言，這一切甚至更加令人困惑。溫尼考特在《遊戲與現實》（Playing and Reality）當中所描述的那樣，本該是有空間走入一個足以涵容那些尚未被理解的事情的過渡空間的小孩，猛然碰上一個巨大的隔離的牆。現實中，不能找朋友去玩，不能去學校社交互動，原先能夠小小的失落，小小的失望，逐漸走向現實的孩子，直接面臨一個連哀悼可能都沒有的空間，在未來成長過程中究竟該如何處理這份巨大且難以名狀的感受。或許也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　　十四世紀的義大利小說家喬凡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小說《十日談》（The Decameron）中描寫十個年輕人，三男七女，在瘟疫盛行之時，離開了佛羅倫斯，來到菲耶索萊郊區的一棟廢棄別墅，在那裏待了兩周，並且在當中的十個晚上，挑選十個不同的主題，共講了一百個關於人心的故事。當中不乏使用智慧，金錢，或是努力克服難關的主題。撇開一些令人眼花撩亂的細節不談，或許這就是瘟疫的另一個面向。在災難降臨之時，我們承受無比巨大的壓力，但於此同時，我們也該無比團結。　　羅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在著作人慈（Humankind: A Hopeful story）中反覆引用不同的例子說，人們總認為，一旦恐慌與暴力蔓延開來，人類便會顯露低劣的本性。但事實是恰恰相反。過往所有的故事都告訴我們，當這些巨大的共同創傷發生時，我們反而才有機會看到人們閃閃發光的善良的面向。